空屋一八九四年的春天，可敬的罗诺德·阿德尔在最不寻常和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被人谋杀的案子，引起全伦敦的注意，并使上流社会感到惊慌。在警方调查中公布的详细案情大家都知道了，但有许多细节被删去了。这是因为起诉理由非常充足，没有必要公开全部证据。只是到现在，将近十年之后，才允许我来补充破案过程中一些短缺的环节。
案子本身是耐人寻味的，但比起那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这点趣味在我看来就不算什么。在我一生所经历的冒险事件中，这个案子的结局最使我震惊和诧异。即使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一想起它来就叫我毛骨悚然，并且使我重温那种高兴、惊奇而又怀疑的心情，当时这心情象突然涌来的潮水一般，完全淹没了我的神志。让我向那些关心我偶尔谈起的一个非凡人物的言行片段的读者大众说一句话：不要责怪我没有让他们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如果不是他曾亲口下令禁止我这样做，我会把这当作首要义务。这项禁令是在上个月三号才取消的。
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密切交往使我对刑事案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可以想象到的。在他失踪以后，凡是公开发表的疑案，我都仔细读过，从不遗漏。为了满足个人个人兴趣，我还不止一次地试用他的方法来解释这些疑案，虽然不很成功。但是，没有任何疑案象罗诺德·阿德尔的惨死那样把我吸引住。当我读到审讯时提出的证据并据此判决未查明的某人或某些人蓄意谋杀罪时，我比过去更清楚地意识到福尔摩斯的去世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我肯定这件怪事中有几点一定会特别吸引他。而且这位欧洲首屈一指的刑事侦探，以他训练有素的观察力和敏捷的头脑，很可能弥补警方力量之不足，更可能促使他们提前行动。我整日巡回出诊，脑子里却想着这件案子，找不到一个自己认为是理由充分的解释。我甘冒讲一个陈旧故事的风险，把审讯结束时已公布过的案情扼要地重述一遍。罗诺德·阿德尔是澳大利亚某殖民地总督梅鲁斯伯爵的次子。
阿德尔的母亲从澳大利亚回国来做白内障手术，跟儿子阿德尔和女儿希尔达一起住在公园路４２７号。这个年轻人出入上流社会，就大家所知，他并无仇人，也没有什么恶习。他跟卡斯特尔斯的伊迪丝·伍德利小姐订过婚，但几个月前双方同意解除婚约，嗣后也看不出有多深的留恋。他平日的时间都消磨在一个狭小、保守的圈子里，因为他天性冷漠，习惯于无变化的生活。可是，就在一八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夜里十点至十一点二十分之间，死亡以最奇特的方式向这个悠闲懒散的青年突然袭来。罗诺德·阿德尔喜欢打纸牌，而且不断地打，但赌注从不大到有损于他的身分。他是鲍尔温、卡文狄希和巴格特尔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
他遇害的那天，晚饭后在卡文狄希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当天下午他也在那儿打过牌。跟他一起打牌的莫瑞先生、约翰·哈代爵士和莫兰上校证明他们打的是惠斯特，每人的牌好坏差不多，阿德尔大概输了五镑，不会更多。他有一笔可观的财产，象这样的输赢决不致于对他有什么影响。他几乎每天不是在这个俱乐部就在那个俱乐部打牌，但是他打得小心谨慎，并且常常是赢了才离开牌桌的。证词中还谈到在几星期以前，他跟莫兰上校作为一家，一口气赢了哥德菲·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四百二十镑之多。在调查报告中提到的有关他的近况就这些。
在出事的那天晚上，他从俱乐部回到家里的时间是整十点。他母亲和妹妹上亲戚家串门去了。女仆供述听见他走进二楼的前厅——就是他经常当作起居室的那间屋子。她已经在屋里生好了火，因为冒烟她把窗户打开了。一直到十一点二十分梅鲁斯夫人和女儿回来以前，屋里没有动静。梅鲁斯夫人想进她儿子屋里去说声晚安，发现房门从里边锁上了。母女二人叫喊、敲门都不见答应。于是找来人把门撞开，只见这个不幸的青年躺在桌边，脑袋被一颗左轮子弹击碎，模样很可怕，可是屋里不见任何武器。桌上摆着两张十镑的钞票和总共十一镑十先令的金币和银币，这些钱码铺了十小堆